童昕：谢谢。我个人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是和我的导师一起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布局，当时在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经历了互联网快速发展，我们当时也在观察到中国电子制造业的产量上的激增，在当时电子废物问题已经在当地出现一些影响了，当然我们知道02年BAN和硅谷联盟发表的报告对中国更广的社会层面上关注这个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中国的环保系统、海关系统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针对当时沿海的包括电子废物在内的废物进口问题带来的环境影响，就已经开始从政策，从管理的角度尝试要去解决，在这一点上我和杜老师有很长时间的从不同的领域进入到这个问题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其实从东亚的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经验，在他们快速工业化起步阶段，都是再生材料的输入地区，我们这里有台湾的同事，也有日本的同事，如果看你们从50年代来进出口贸易的数据的话，中国大概七八十年代以后的类似的经验，在中国发生的规模和影响要更加大，压缩在更短的时间里，所以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就更加激烈，在这么多年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今天这两天会议我感觉到特别大的进步，就是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学界，都在全生命周期提高环境效率这件事上空前的有共识，而且生产者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由生产者来主导，我们说责任不能光是生产者的，我们需要消费者配合，但是生产者认识到从生态设计到商业模式创新再到废弃物的有效管理这件事上，生产者有能力来发挥更加主导的作用，这件事上我也感觉是空前的共识。
在这样的共识下，实际上我们就落实到具体的解决方案了，我觉得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大家就没有办法采取行动，在这个共识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大家开始聚焦，如何去在逆向物流的建设上有效的实现我们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降低和材料使用效率提升的目的。所以在关键问题里面，我们看到生产者如果以生产者作为主导来建设逆向物流体系的话，逆向物流是整合在企业的整个绿色供应链系统里的，就像我们刚才向老师介绍的一种更加开放架构的生产体系里面，不是一家企业包揽所有的事情，它就是需要一个产业链一个供应链，在开放的供应链的系统下能容纳更加多的创造价值的机会，在这样的供应链系统里设计逆向物流的体系，它才能更大的把我们这个产品里面的价值、资源里面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我觉得我们国家在09年以旧换新的国家大推动下，基于EPR城市逆向物流体系的探索非常多，大家有一个目光都聚焦在这件事上，我看到很有想法的创业者，围绕着这个体系的完善在做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希望所在。问题聚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逆向物流的组织方式，大家会认识到这个逆向物流组织可以降低成本，通过你的设施的完善，通过空间，运输网络的优化，我可以节约成本，节约成本可以提升我整个过程的效率。同时大家也还有一个共识，我们看到诸多的调研中也发现，诸多实践经验也体现大家很关注基于物联网信息管理解决方案，我们看到一个开放的平台里物质流到哪里去了?谁需要什么?这里蕴含大量信息需要管理，在这之下我感觉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提到了，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很困难的，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一年所做的工作，在这里，我们认为消费者应该负责，但是我们又认为消费者需要给它一些激励机制让他们参与我们的活动。怎么样的消费者激励更加有效呢?我觉得研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方面在成本核算上要把废弃物的处理成本纳入到价格机制里，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更有效的平衡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其实是面向消费者的!我要把废弃物管理的环节和我的销售环节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在我的销售环节里面，能够把激励给出去，这样它吸引消费者来关注配合我们设计的逆向物流的系统，需要它做的配合的行动。
我们做的工作是在社区做的合作模式，具体的操作和我们之前新金桥做的做的经验，我们系统是成都绿色地球，是基于社区垃圾分类管理的解决方案的小的创新企业，这个企业也是09年起步，2011年为成都社区提供垃圾分类的服务，它开发了一个系统平台，实际是网商，加上一个二维码的物流追踪系统，同时用微信和短信平台和消费者进行互动，同时建立了有车有分检场所的线下的配套的服务体系。他们和新金桥的经验非常相似，你要参与社区里的活动，他们也同样设计了普通的回收箱和智能化的回收箱，中国不同的企业都在尝试和摸索，而且有一些共通的特点，我们就借用它的系统在北京春游村庄改建的社区开展我们行为模式的调查，这个村庄实践地点在郑各庄村，能够节约农村建设用地，08年的时候还是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样板，现在它成了小产权房的烫手山芋!它实际上这样小小的村庄，它的变化，浓缩了我们今天城市化过程的很多共有的特点，农村在快速的城镇化，它聚集了更多的门口在这里居住，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垃圾分类、垃圾管理实际是这种生活方式转变中的一个小环节。所以这个社区里包括五个小组团，居民构成也非常多样化，整个小区管理也是开放的，这样的社区在规模和代表性上很具有我们做研究的代表性。这个社区很有意思，它的废物管理的演变也经历了跟中国整个废物体系演变类似的一个过程，它因为90年代末进行拆村并点，由村民实施垃圾分类，但是这个行动没有几年就维系不下去了，第一，新搬进来的居民不配合他们，村民自己上了楼有了房子有了钱以后也不愿意干这样的事了!结果是什么呢?做了没几年，而且村里的土地越来越值钱，不能做垃圾分类没有什么收益的事了，所以过了几年又在邻村找了一亩左右的地，做了垃圾中转站，雇佣五个外来农民工，帮他做垃圾收储、分类、管理的工作。这个工作当时成本非常低，这五个外来人口一个人是算一个组长，他通过整个的小区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置就可以养活这五个人，这里面是有分工的，有一个领导带着另外四个人，大家在分检、运输所有的工作都做完，每年还能有2、3万块钱的结余。这种模式发展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难以维系了，因为社区不断扩大，垃圾量急剧增长，所以他们需要增加垃圾管理的投入，所以建立了环卫公司，整个运输设备都要升级，就形成了清运、分捡、集中储运的模式，每年这个村为垃圾处理要投入160万的经费，这个过程跟北京的过程非常的像，我们原来有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垃圾处置管理，我们付的以后，首先把这样的活外包给农村的外来人口，再之后你会发现随着你城市的扩张，垃圾产量的增加它难以持续下去了，所以我们2013年的时候找到这种社区，得到了村长和管理方面很大的支持，所以我们2013年12月开始启动一个试验，核心环节是关注怎么样改变消费者的行为!
我们试验做的事情跟新金桥做的非常类似，首先在信息系统上引入垃圾实名制的信息管理系统，对投放行为有追踪和检测，并且与激励机制相挂钩，我们在主要的组团，出入口位置都布置了专用的回收桶，在小区人流比较多的地点开展周末的推广活动。我们有几种不同的行为干预方式，最简单的是非激励的方式，我们做了宣传活动以后把箱子放在那里，我们先摆两个桶，再摆三个桶，这个桶是回收桶，上面放了很多回收的宣传画，它对消费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和我们学校的时间节率也一样，因为我们28号之前也在放假，3月1号到31号我们开展了密切的周末的宣传活动，整个这个阶段我们有100天的时间是没有经济激励的，完全是公益活动，我们这个公益活动是说所有录入到我们系统的积分是捐给一个大爱清晨的农民工治病救治的项目，我们看纯公益的目标对人的行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从4月1号开始我们才提供经济激励，积分兑换的京东方网上购物，是中国家电院赞助的，我们还和回收业者合作，提供上门服务。总体的效果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整个活动中因为是资源报名参加的，参加活动500多户，我们增加宣传推广的时候比例只有16%，我们从3月到3月底是集中推广的阶段，用户增加比例非常快，但是实际上它参与活动，实际有投放行为的是很有限，大概到3月底到20%左右，我们在增加了经济激励以后，大家可以看投放量目前参与率在增加的经济激励以后达到40%以后，投放量的变化上也能看出经济激励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在投放的过程中收到手机和各类废电池的量比较大，也就是说手机比较少，30多台，我们虽然发现这个系统用来收手机这样的小电器比较方便，但是手机交给我们投放的记录是很少的，但是电池小型的价值不太高的电器回收量是比较大的。
如果有社区垃圾分类的体系的话，手机、电池小型的回收物品是很方便跟这种社区分类系统结合的，从这一点上也和新金桥他们的经验是非常一致的。我们感觉到更有意思的事这个社区给我们提供不同社区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这个社区是新集体开发的，这里都是回迁房，人们把平房拆掉以后，回迁安置的，紫颜色的是他们主要团购给高校，因为昌平那边发展了很多高等院校的新校区，所以老师需要买一些房子，他们的房子比较便宜，就形成了这种社区，以知识层次比较高的人群为主的社区。还有一个社区很有意思，这个社区是特殊单位，他买下很小的社区以后，是封闭化的，这个社区和外面圈出来跟其他社区是门禁社区，相当于内部自己管理的，还有一个社区是一种商品房社区，面向个人销售的。这些小区他们的行为不太一样的，特别在你宣传的时候和你回收表现的时候，不同类型的社区投放量和人均投放量都有一些差别!我们就觉得这种社区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跟特定社区的特点结合的!它也使得这种社区的管理方式，比如开放式的还是封闭式的!你这个小区空间规划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有集中公共空间的社区，因为人们有向公共空间交流的习惯，你在相对集中空间做活动的时候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我们会发现你要想有效的去组织这种宣传活动也比较困难!所以我在想除了我们回收业资源回收这些体系去考虑回收体系的建设，也有必要未来在社区的规划建设上能够把资源回收作为人们公共交往的一种活动来设计在你小区的空间里面去，它相当于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都在做为环境有帮助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垃圾分类是要靠走街串巷的拾荒的收垃圾的人拉到城市的某一个市民不关注的角落，在那里进行分解、分类，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城市的管理混乱的区域，如果我们把末端的分解和回收的事情完成好，可能在城市的尺度可以解决城市管理的困境。
我们这个活动是从12月份到4月份做的很小的试验，我们和成都合作伙伴他们在他们小区里做的回收效果进行比较，在我们开展试验过程中，他们也在3月中旬利用一个周末，在他们建立起回收模式的小区里开展手机专题回收，注册规模3000户左右，只用了一个周末回收量就超过100台，如果你有一个社区回收平台，你网上再搭载新的回收物，销售者如果认可你这个渠道，它的效率会大大高于我今天收这个到社区里做一个系统，明天做那个到社区里做一个活动，我觉得这是给小区空间规划上给到更加有力的支撑。在这样的试验下我们EPR到底能做什么?我觉得是为沟通生产者和社区回收体系提供了可能的机制，我们从欧洲总结的EPR制度的模式，它实际上是包含了生产者、社区的住户，以及公共的社区的垃圾管理的市政服务设施，在市政服务设施里面，POR在中间起到了信息传递、资金传递中间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面，我觉得立法如果把生产者末端的反馈更加有效的传递给生产者，对生产者的市场策略和生态设计能够提出有效的机制上的反馈，这里面包括经济上的，比如说差别的税费，也包括信息本身关于消费者的信息，关于市场推广的一些信息，这些方面我觉得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都给了这些模式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机制的条件。
电子产业是高度创新的行业，废物管理不能成为创新的一个瓶颈，它不能阻碍创新，它本身应该成为一个创新的领域，从商业模式同生态设计从最后废弃物再生利用，处处都蕴藏创新的机遇和空间，从这一点看我们的议题还有很大的发展的潜力。另一方面我感觉到在废物循环管理上，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聚焦在环境和资源上，在这件事上在产业链每一个环节是大量的在做事情，人的关系。最终要回到人的关系上，我们在这个社区活动中最大的收获是交了一群朋友，有社区里面的管理者，有社区里面的住户和它的一些学生，和回收业者，它的价值超越了材料本身的回收价值!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放到资源的回收价值上，我觉得我们是很难对这个行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的。谢谢大家!
